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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前,成都与“休闲”二字当头,另一个“北上广”

来源:网校头条网络整理 2024-03-10 10:32:41

成都的程峰甚至觉得他们比杭州大厂的人还要老练。 前段时间,他去杭州出差。 晚上8点左右,杭州的研发人员下班了,但以他为代表的成都团队成员仍在加班。

那一刻,在他的脑海里,成都与“休闲”二字失去了联系,似乎变成了另一个“北上广”。

文|许晴

编辑|易方兴

来源 | 每日人物

身份证 |

“卷王”的孤独

来到成都这座“休闲之城”,周淼淼的生活一点也不悠闲。

27岁的周淼淼干练、成熟。 出门前,她提前化了精致的妆。 第一次见到她的人都会觉得她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这可能与她长期沉浸在工作中有关。 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10点,她打开微信运动,显示这个月有12天她的步数超过1万步。 这大约等于她加班的天数。 因为只要她加班,她就会错过公司下午6点的免费班车,还要走一段距离。

加班不仅消耗腿部力量,还消耗休闲能量。 这天她回到家就瘫倒在沙发上,累得什么也做不了。 找了好久的电视剧,最后打开的是《知否》,我已经看了七遍了——因为熟悉了,也没多想。

她住的房子距离工作地点约10公里,是素有“成都后场村”之称的高新区(更近的同类型公寓是买不起的)。 这房子非常精致。 是全家人借钱买的。 面积有120多平方米。 它有三间卧室、一间书房和一间带落地窗的客厅。 然而她一个人住,没有一点生活气息。 里面是空的。 她用公司发放的吉祥物填满了房间的空角落。 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吉祥物,让她想起了自己成都一家大工厂员工的身份。

截至2021年底,成都总人口达2199.2万人,仅次于重庆、上海、北京。 作为其中的一员,周淼淼也有光明的一面。 她工作的公司是一家大工厂的分公司。 她和深圳总部的同事们也不时交流业务心得。 这份工作让很多成都同龄人羡慕不已; 但同时,她也不得不接受工作带来的疲惫。

就像这一天,她只是看了一会儿电视剧成都市政府大楼,就起身来到书房,坐直了身子,开始研究公司的商业信息。 她不仅读得很熟,还像中学生一样记笔记。 做完这些,她就打开了专业课的书,开始写作业。 工作之余,她还到四川大学攻读MBA。 她每个周末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去上课,今天就是一门课。 作业的 DDL(截止日期)。

在公司里,周淼淼被同事们视为“论文王”。 她是四川绵阳人。 她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985大学。 毕业后,她先在深圳工作,2020年回到成都。在高新区的公司,她比任何同事都努力。 领导在公司群里问,有急事要处理,谁可以加班? 她第一个回答:“我有空。” 她很重视与领导的关系,时不时约他们去采访,“在他们面前走两圈”。

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她就熟悉了整个业务,包括最困难的部分,而其他人往往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在成都这座“生命之城”,社交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周淼淼却没有时间社交。 “胡安王”此时显得格格不入。 当同事们聊双11、玩新游戏、约见逛店时,她总是在工作。 还有一次,隔壁工作站的两个女孩相约去露营、爬山。 那天山上下着大雨,两个人都被水淋湿了。 回来后,他们聊起了在办公室的徒步经历,笑得很开心。 周淼淼坐在一旁,一个沉默的局外人。

但“卷王”并不是铁做的。 一个工作日,她出现呕吐、腹泻,没有力气。 她怀疑自己是因为精疲力尽而倒下了。 她向老板请了假,却不知道该请谁陪她去医院。 恢复了一些体力后,我一个人喝了一瓶藿香正气水,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又到了上班的时间了。

在成都,周淼淼并不孤单。 在互联网公司聚集的成都高新区,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他们越是涉足其中,就越显得与成都休闲的生活氛围格格不入。

22岁的罗宇是同龄人中“最卷发的”。 两年前,还是四川大学大三学生的他,是班里第一个进入互联网公司实习的学生。 那段时间,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正式员工,但他坚持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离开。 作为一名大学生,他已经开始过着加班到凌晨2点的生活。

他还记得夜风吹在脸上的感觉。 常常当他走出公司的时候,连楼下的保安都睡着了。 他会骑着电动自行车回家。 一路上,陪伴他的只有成都微湿的夜风。 为了捍卫自己全职员工的地位,他向领导和前辈请教,还去了十几家中国互联网公司进行实习面试,然后专门准备了一份表格供审核。

最终,他中了彩票,拿到了成都高新区一家公司的入场券。

另一位90后年轻人程峰,2020年从上海回到成都,一加入高新区一家互联网公司,就接手了一个庞大而富有挑战性的项目。 所谓有挑战性的大项目,就是尽管努力也不一定能完成的项目。

这时,时间不仅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武器。 像程峰这样的人,会把时间作为武器发挥到极致。 比如,程峰加班的时候,同一高新区另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李润每天晚上8点下班后都会选择留在办公室学习。 同事下班都会问他:“你怎么还不走?” 李润总是说“我走了”,然后又自学两个小时。

程峰甚至觉得他们比杭州那些大厂的人还要优秀。 前段时间,他去杭州出差。 晚上8点左右,杭州的研发人员下班了,但以他为代表的成都团队成员仍在加班。

那一刻,在他的脑海里,成都与“休闲”二字失去了联系,似乎变成了另一个“北上广”。

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图/许庆摄

两个世界

事实上,内卷化在成都是不正常的。 成都人向来崇尚舒适、“合适”的生活。 一位当地人说,他“完全没有动力”,工作只占他们生活的一小部分,不如日光浴重要。 这也是公园最多的城市之一。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草地上密密麻麻的人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生长。 旅行和旅游也是必要的。 每到周末或节假日,通往成都周边景点的高速公路就会被代表成都人的“四川A军”封锁。

但追根溯源,成都的内卷化是从“逃离北上广深”开始的。

2020年初,离开深圳后成都市政府大楼,周淼淼加入了成都高新区的一家大型工厂。 她的办公室在天府三街。 她站在窗前,向外看去。 高楼写字楼密布,送货员穿梭其间。 她突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感觉高新区和深圳没什么区别。”

和周淼淼一样,这些来到成都或留在成都的年轻人主要是被高新区吸引——这里是互联网公司和大企业的集中地。 平均工资水平在7000多元,虽然不如北上。 虽然成都的工资水平比较高,但已经是成都绝对最高的水平了。

对于成都人来说,高新区是成都的另一种存在。 如果说老城区是一座“不上班的城市”,那么高新区就是一座“不上班的城市”。

这里的生活与成都老城区的生活完全不同。 11月,秋天刚刚到来,走在成都三环内的老城里,梧桐树的叶子开始变黄,叶子旋转着,慢慢地飘落下来。 人们在树下行走,或摆桌子“摆龙门阵”。 沿路,随处可见麻将馆、茶馆、足底按摩店……路边停满了汽车。 四川话飘在空气中,总给人一种戏谑、愉悦的感觉。 直到打烊前的晚上12点,从店里传来的人声和笑声是这个区域的主旋律。

但如果你把天府大道比作一条河,向南走,过了立交桥,几公里外,成都南部的高新区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给你呈现出另一番景象——道路渐渐高楼大厦开放且更高。 足底按摩室和茶室都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办公楼下的一家图文印刷店。 与以传统商业和服务业为主的老城区相比,这里的互联网企业集中度达到了最高水平。

河的两岸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这种变化是近十年才发生的。 更低的就业成本、更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持续提供毕业生的大学,正在吸引互联网企业落户成都高新区。 以天府三街为直径画一个圆圈,可以看到腾讯、字节跳动、携程、蚂蚁金服等互联网公司的标志,宣告着自己在这座城市的领地。

就像北京西二旗的“后厂村”一样,白天,年轻人在写字楼的办公桌前工作。 6点多,他们突然从大楼里涌出来,像洄游的鱼群一样填满了原本空荡荡的路口和街道。 地铁站。 由于上下班人太多,曾有人在往返于老城区和高新区的地铁一号线上丢了一只鞋子。

成都夜生活丰富,高新区夜生活丰富。 每天晚上10点以后,高新区的大楼依然灯火通明。

从外地涌入的大型制造商和互联网公司甚至在这里建立了商业生态系统,支撑了许多成都当地人。 在这里卖花的李亮对此感触颇深。 每天下午4点,他都会推着一车花准时出现在腾讯办公室楼下。 他是80年代出生的人,成都人,住在老城区。 他以前从事过销售工作,也开过商店。 由于他不喜欢上下班,追求自由,所以来这里卖花谋生。

他对附近的各大工厂都很熟悉。 前面的大楼里主要是腾讯的审核人员,而对面的大楼里电话销售人员较多。 他说,在这里卖花“每天至少能赚100元”。 如果他卖花一个月,就能净利润4000多元。

和李亮同时的,通常还有一个烤红薯摊和一个烤香肠摊。 最近,香肠摊的阿姨正准备调整工作时间,因为一个大厂的女孩告诉她:“阿姨,早上来吧,我们公司没有免费早餐。”

高新区还为滴滴司机、外卖小哥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在高新区,外卖小哥小亮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订单配送公式:工作日在高新区接单,周末返回老城区。 两个地区的订单量完全相反。 周末的高新区就像一座荒无人烟的鬼城,有的商家周末甚至会关门半天。

一位70后的滴滴司机告诉我,他曾经是成都一家钢铁厂的工人。 他原本干的是铁活,有一天突然下岗,工厂也停业了。 他失业了一段时间,每天在家喝茶打牌,直到看到高新区一点一点建设起来。 他成为了滴滴司机,喜欢晚上在高新区接单。 “路程远,他们都回老城,这样才能赚钱。”

于是,一到下午,他就跑到了这里。 唯一不好的是交通堵塞。 晚上7点过后,“高新区道路全是红色的”。

天黑后,天府三街依然灯火通明。图/视觉中国

对抗

年轻人对成都的渴望是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周淼淼最初的想法非常好——拿着高新区的工资住在老城区。 高新区是成都的北上广,老城区是成都的精神家园。

来到成都的上半年,周淼淼确实过着幸福的生活。 周末一到,她就对照了成都地图,乘坐地铁穿越了大部分城市,“解锁”了好玩的地方。 她一一走过春熙路、太古里、榆林街,尝试了波波鸡、麻辣兔、牛蛙火锅。 再次。 我们还去熊猫基地看刚出生的熊猫宝宝,它们看起来像粽子。

成都市政府大楼_城市里的大楼都是谁的_市政府大楼有哪些部门

但这种悠闲的生活很快就显露出了尴尬的一面。

首先体现在收入上。 来到成都后,她的工资减少了50%,只有深圳的一半。 除去房租、吃穿住行娱乐费用,所剩无几。

还体现在发展空间上。 她工作的“大厂”其实是一家大厂的分厂。 她不负责核心业务,而是专注于客户服务、审计和电话营销。 她所做的工作是审计职位。 唯一的进步空间就是成为管理十几个人的团队的领导者。 一个管理几十人的大组长,依然做审计。 对于她来说,进步的空间基本上已经到了尽头。

选择成都作为落脚点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样的幻灭。

成都曾经是年轻人理想居住的城市。 由于成都政府的房价调控政策,2016年之前,成都新开房价格一直维持在1万/平方米左右。 此外,近年来不少互联网、新能源企业落户成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据四川省统计局2021年统计,近十年来,成都常住人口增加581.89万人,成为众多新一线城市中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

但离开北上广,却又陷入了另一个“北上广”,这是这些年轻人没有想到的。 比如,80后的杨霞,曾在北京西二旗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产品经理。 在北京时,他和同事经常加班到晚上11点。 有一次,为了修复一个产品问题,一位同事甚至在公司的地板上睡了两天两夜。

这样的工作节奏并不是生活的样子。 当他请朋友吃饭时,他们总是八点钟到。 聊了一会儿,他还要赶最后一班地铁。 买房安家也有点遥不可及。 此时,他觉得成都是他最好的选择。

但到了成都后,他却感觉格格不入。 杨霞刚来成都时,加入了一家小公司。 过去两周上架的产品在这里花了六周时间。 程序有问题需要修改。 程序员好像没看到。 他六点准时下班。 他无法理解同事的行为,非常生气。 “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如果一个人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团队的绩效。”

有一次,因为想花更多的精力把产品做得更精致,杨夏和一位年长的同事直接发生了争吵。 对方认为,“只要能实现功能,”杨夏指出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在北京,一个成功的项目如果半年没有完成,就不能升职,不能拿工资。”增加。”

一番争吵之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一位年长的同事说:“如果你留在大城市追求事业,你可以有多大的梦想,但这里是成都。”

最终,没过多久,杨夏就从成都公司辞职了。

作为一座新兴的卷城,生活在成都的年轻人开始面临“要么住,要么卷”的选择。 这种对抗在高新区正逐渐加剧。

“卷王”周淼淼的一些同事,就属于“生活方式”。 有些人活得太多,在工作中总是犯错误。 例如,周淼淼发现一位同事对他的工作不太感兴趣。 尽管他多次被领导约谈,但他仍然若无其事地继续犯错误。

周淼淼也意识到,她的到来改变了同事们的生活。 有一次,因为工作紧急,她让同事A加班一段时间。 另一位同事发现周淼淼和A的工作头像还在,就给A发私信调侃:“你怎么还在写?”

更令人沮丧的消息是,由于太多人涌入,原本友善的成都房价被推得越来越高。 2018年至今,高新区房价一点点上涨,二手房从2万涨到3万,新开盘也从均价1万多涨到2万多。

周淼淼原本想买房,却找到了距离公司8公里的房子。 当她快有资格买房时,她再一看,发现房子涨了60万元。 她惊慌失措,不能再等了。 她让父母拿出积蓄,利用父亲的资历,购买了一套价值300万元的四室一厅二手房,距离公司十公里左右。

买下这套房子后,周淼淼感叹自己的运气。 当时,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中介给对同一套房子感兴趣的人安排了号码。 周淼淼拿到了3号。结果前面两个人,一个没有资格买房,一个放弃了。 轮到了。 给她。

成都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经纪人回忆起当年高新区房地产店开满的盛况。 “你甚至不必出去寻找客户,你只需坐在销售办公室即可。 促销一开始,人们就像抢白菜一样涌了进来。 一笔交易可以赚10万元,三个月就可以开一次,边做边赚钱。”

成都老城一角。图/许庆摄

成都折叠

对于周淼淼来说,卷起的原因不仅仅是环境的改变,更是她的一种“本能”。

在生活在折叠的成都之前,她在家乡四川绵阳度过了童年。 那时,她是家里成绩最好的孩子。 周淼淼的父母非常节俭。 他们可以几年不买新衣服,把旧T恤变成破布继续使用。 不过,他们愿意每年花3万元,送周淼淼去私立初中、高中读书。 这相当于她母亲或父亲一年的工资。

她是在竞争中长大的。 在那里,学习是人生的重中之重,就像许多小镇的问答一样,她的高中三年充满了无尽的提问。 她收到北京985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开车送她去了。 由于太激动,父亲差点追尾另一辆车。 随后在路口走错车道,被交警训斥。 但他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脸上满是幸福。

那时,她第一次尝到了“中奖”的快乐。

市政府大楼有哪些部门_城市里的大楼都是谁的_成都市政府大楼

在一定程度上,“滚动获胜”可以提供一定的自由度。 上大学时,周淼淼每年可以自由支配3万元的生活费; 如果家里群里有人催婚,而她不满意,她可以直接退群。 当她在深圳找到一份年薪20万元的工作后,即使选择离职去成都,她也可以毫无阻碍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愉快了。 当她回到成都,收入减少一半,只剩下七八千元时,她发现曾经拥有的一部分自由也消失了。 比如买一套房子,首付中我父母出了很大一部分,房贷的大部分也是我父亲承担的。 然后,妈妈就开始聊相亲、结婚的事情。 有一天,妈妈突然对她说:“你是985毕业的,怎么这么沮丧?”

如此,面对折叠的成都,年轻人被迫学会重新认识自己。

在成都,由于高新区与老城区的差异,以及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产业的差异,穿梭于天府大道两端,作为生活背景的落差感并不存在。不仅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而且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也如此。 存在于行业之间。

在成都,除了审核、电话营销等基础劳动密集型岗位外,只有少数大厂选择将重要业务放在这里,比如腾讯的天美工作室。

1995年出生的徐佳总是开玩笑说自己所做的就是“二流工作”。 他觉得一流的工人是成都腾讯天美工作室的工人,隶属于腾讯公司,赚了很多钱; 而他下面的“三等工”则是外包员工。 这种阶级划分的概念来源于他负责枯燥的审计工作,月薪7000元。

天美工作室在四楼。 每次他乘电梯,看到有人按四楼按钮,他都会偷偷瞄一眼对方的工牌。 徐佳说:“我很羡慕他们,一是他们的工资,是我的好几倍,二是他们的工作内容,更有创意。” 但他也知道,那是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进入的楼层。

作为一个外国人,徐佳在成都买不起房。 以他的工资水平,他想在高新区买一套80平米的新房。 他不吃不喝,不租房,还要攒20多年的钱。 成都,不是北京、上海、广州。”

随着资本涌入成都,欲望总会涌动。 许多成都当地人也抬头仰望几公里外高耸的办公楼。 大厂楼下卖花的李亮说,以前成都市中心的房子才1万多元,现在已经涨到2万到3万元了。 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庐山、麓湖距离高新区有十多公里。 一是依山而建的欧式高端社区; 另一个是建在湖中央的别墅区。 进出需要乘船。 只有有钱人才住得起的地方,一栋别墅950万起。

他看到一篇文章说:“2022年一季度成都平均工资达到9625元。” 回复中,有人好奇成都的平均工资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高了。

但年轻人必须要习惯这种折叠方式。 曾在大城市工作的成都人徐可可回到成都后加入了一家国企。 她的收入骤降到几千元,但她安慰自己,自己回到成都谋生。 她在微信朋友圈屏蔽了一位经常“凡尔赛”的大学同学。 他去香港卖保险,赚了很多钱。 他在微信朋友圈发文称,他的“物业费太贵了”。

Coco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在香港买了房子。”

她以为回到成都,远离那些财富神话,就能继续平静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她看到朋友在高新区投资了几处房产,房价从一万多涨到了五万多。 朋友把他的房子出租了,实现了财务自由,他不禁感到羡慕。 具体工资可可不敢告诉她。 第二次被问到之后,她就转移了话题。

成都曾经是一座工业城市。 罗宇出生并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 他的父母都在纺织厂和钢铁厂工作,都经历过裁员。 罗宇小时候,即使父母下岗了,他们仍然每天开开心心打牌,不费吹灰之力,过着正常的生活到现在。

但罗宇上大学时,互联网致富神话席卷成都。 一些加入互联网公司的前辈会被学校邀请去讲课。 他的大学时光几乎都是听成功人士的故事度过的。 现在毕业了,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像父母那样了,他渴望成为“胜利者”。

尤其是高新区创造的世界,距离他只有几公里。 他很想往成都南部走去。

沿河向南延伸的成都府河,就是天府三街所在的高新区。图/视觉中国

围城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近年来,吹过高新区的风减弱了。 由于整体效率下降,大型厂商开始萎缩,成都也未能幸免。 去年,周淼淼领导通知大家,表现最差的员工不再续约,并给予n+1补偿。

此时,在高新区内,等待进入的和被动离开的,共同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 前段时间,周淼淼帮领导做招聘工作。 月薪4000元的外包岗位,他只招了一个人,却收到了200多份简历。 她仔细看了一下精心设计的简历,发现“有些人跳槽确实越来越差,公司越来越小,原本是正式员工,跳到了外包岗位。”

今年,另一位年轻人李润所在的高新区设计院,毕业季收到了上千份简历。 最终,该公司淘汰了90%以上的产品。 最终有资格留下来的人中有来自常春藤联盟大学的国际学生。

但与此同时,李润的公司开始降薪,他的收入跌至最低点。

一方面是降薪,另一方面是工作上,领导的要求越来越高。 他总是听到批评,却没有得到肯定,他感到沮丧。 有一次,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在一次会议上,他的直属上司不断批评他的计划有问题。 过了几天,整个部门的一把手看着方案,说道:“这件事确实很难做,你能做得到。” 它的出现值得赞扬。”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赞美。 他按捺不住,去厕所哭了。

与此同时,公司的系统也被“卷起来”。 从今年开始,设计院调整了工作时间,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6:00,晚上7:00至10:00。 周六周日早上不营业,“就像高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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