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打击摄像头偷拍产业链：你的隐私在镜头下无所遁形

本刊记者／苏杰德

插座的缝隙、闹钟的角落、充电宝的隐蔽处、剃须刀的收纳槽、烟雾报警器的背后……这些地方藏匿的微型摄像头宛如暗处的“第三只眼”，时刻窥视着房间的每一个动作。这些隐秘的偷拍工具既可能是偷窥狂的玩物，也可能是商业或政治对手搜集情报的利器，在镜头的注视下，人们的隐私毫无藏身之地。

你不妨想象一下，令人胆寒的是，真的有可能有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你。2019年，綦警官参与了深圳警方针对摄像头偷拍产业链的专项整治行动。在回顾这些案例时，他不禁发现，人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竟如此轻易地暴露在陌生人的目光之下，这让他感到十分惊悚。

深圳在打击偷拍产业链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人们常说：“全国范围内，摄像头聚焦广东，广东聚焦深圳，而深圳则聚焦华强北。”在华强北地区，用于偷窥的针孔摄像头制作材料比比皆是，其低廉的成本和丰厚的利润吸引了众多人士投身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业内知名企业。在鼎盛时期，华强北店铺的柜台上，此类摄像头的销售已不再是秘密。

去年遭受重创后，此类针孔摄像头似乎已从市场上消失。“此前，一些店铺还能出售偷拍器材，但经过打击，所有店铺中的针孔摄像头都已不复存在。”何志会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何志原籍湖北，现于广东深圳的安防公司任职。此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反偷拍猎人”。他为企业及个人提供上门服务，负责搜寻窃听器和偷拍摄像头。据悉，他已经成功查获了上千枚针孔摄像头。

在何志会看来，此类行为难以彻底根除。他从事行业已有十几年，面对此类打击和整顿，这并非他首次目睹。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该偷拍产业正静待风头过后。”

自2005年踏入深圳这片热土，何志会便与偷拍窃听设备结缘，对这一领域的奥秘和技巧了如指掌。

在偷拍设备中，针孔摄像头因其独特魅力和广泛受欢迎程度而独占鳌头，它巧妙地隐藏于钟表、插排、路由器、帽子、鞋子等各式日常用品之中。操作上简便易行，用户可通过网络远程进行录像监控，并且支持云端存储。这些隐秘的“潜伏者”悄无声息地被安置在客厅、卧室、浴室等私密空间，使得人们的隐私信息毫无保留地暴露在镜头之下。

何志原籍湖北天门，近期因新冠疫情滞留家中，但这并未影响他的商业活动。近期，一位连锁酒店的顾客在他开设的网店购买了偷拍检测工具，待货物送达后，他还将远程指导酒店管理者进行检测操作。此类摄像头在酒店内的出现，部分由入住客人安装，也有部分由酒店员工所置。何志会指出，这些摄像头不仅对入住的顾客构成威胁，还令酒店面临诸多不便，这一现象迫使众多酒店不得不提升监控检测的力度。

近期，针孔摄像头无处不在，偷拍行为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1月8日，广东省公安厅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对“净网2019”专项行动进行了通报。在此次行动中，“净网24号”专案成为了全国范围内打击非法生产、销售针孔摄像头黑灰产业犯罪行动中取得显著成果的典型案例。

谢警官在《中国新闻周刊》中透露，该专案是公安部“净网2019”行动中的十大战役之一，其规模有所扩大。他指出，网络犯罪案件在所有刑事案件中所占比重接近一半，而公安机关的工作重点在于打击那些技术含量较高的犯罪行为，偷拍案件则相对次要。

广东省公安厅网警总队的谢警官透露，去年九月，公安部向广东省公安厅传达了一条涉及针孔摄像头违法活动的线索，该线索源自浙江。紧接着，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对全国公安机关进行了指导，共同对这一线索展开了联合调查。

谢警官透露，公安部转交的线索中，涉及广东的就有十万个之多。面对如此庞大的线索量，人手不足的问题让他们倍感困扰。为此，广东省公安厅增派了警力，他们依靠人工识别的方式，对线索中的视频进行审查，判断是否涉及违法偷拍。首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需要对视频进行截屏，然后由警察逐一检查这些摄像头是否位于敏感区域，进而确认是否构成偷拍行为。二十多人耗时两三个星期进行排查，谢警官直言不讳：“在从这十万条线索中进行筛选的过程中，必须手动进行分类，依靠人眼进行识别，这个过程异常艰难。”

最终，网警总队共筛选出4000条线索，这些摄像头遍布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酒店宾馆、按摩场所、单位宿舍以及居民家庭等多个场所，涉嫌进行偷窥拍摄，对公民个人隐私造成了严重侵犯。

在案件侦办初期，警方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处理违法偷拍事件中，随后发现这些偷拍设备背后的公司数量有限。鉴于众多使用者带来的打击难度大、效果有限，警方意识到，集中力量打击产业链上游，方能彻底切断源头。谢警官透露，广东警方于是逐步将工作重点转向打击偷拍产业链。

偷拍产业涉及的犯罪网络主要由三个关键环节构成：一是App开发环节，它主要负责为针孔摄像头提供必要的控制端软件及服务器搭建服务；二是硬件生产环节，这一环节负责生产针孔摄像头的各个部件，并将它们组装嵌入到手表、充电宝、打火机等日常用品中；三是代理销售环节，它负责非法生产的针孔摄像头在线上线下渠道的销售活动。

谢警官提到，非法生产摄像头的线索几乎都指向了深圳这一地区。而这些摄像头的流通中心，则被锁定在了华强北。

华强北作为电子产品的聚集地，各类针孔摄像头所需的零部件应有尽有，组装过程亦十分简便。深圳罗湖分局网警大队的綦警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说。公安部的信息之外，罗湖警方还掌握了一些电商卖家位于深圳的地理位置，而且还有民众举报家中安装了针孔摄像头。将这些线索综合起来，我们发现，之前的行动是零散的，仅针对个别销售者进行打击；而此次则是针对整个销售链条的全面打击，在同一时间点进行收网行动。

去年11月13日，公安部统一部署，广东省公安厅牵头，协调各地市公安机关，展开了大规模的收网行动。行动中，警方分赴深圳、佛山、杭州、南宁等城市，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238名，捣毁制售针孔摄像头的窝点40处，并缴获了针孔摄像头成品、半成品及配件共计100余万个，同时查获了大量涉案服务器和生产设备等物品。

2019年3月，一段关于“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办书记受贿”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视频中，一位官员在短短4分钟内接待了9位访客，无一例外，每位访客都赠送了礼物。在经过一番看似礼貌的推辞和拉扯之后，该官员最终接受了所有礼物。

这段视频明显是利用隐藏在办公室的摄像头非法拍摄，并经过后期编辑后公之于众。该摄像头被巧妙地放置在书架上，记录下了干部受贿的全过程。正是这段视频的曝光，最终导致了该干部的倒台。綦警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这一情况。

2019年7月11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指出该院根据法律规定，针对涉嫌受贿罪，已对深圳市龙岗区总工会前正处级干部戴海清作出逮捕决定。而戴海清，正是那部视频中备受关注的中心人物。

谢警官在谈及偷拍摄像头的安置地点时指出，这无疑是对人们想象力的极大考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这一观点。

2018年11月，名为吴东的微博博主“花总丢了金箍棒”发布了名为“杯子的秘密”的暗访视频，对国内五星级酒店的卫生问题提出了疑问。在这段视频中，他揭露了14家五星级酒店的卫生状况。而“花总”在拍摄过程中所使用的，正是他从网络上购买的微型摄像头。

不久之后，“花总”再度推出了一部名为《偷拍的秘密》的视频，对偷拍摄像头的奥秘进行了深入剖析。在视频中，他面临着一个挑战，需要在精心布置的酒店客房内搜寻并找到12个预先安装好的摄像头。然而，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仅找到了其中的一半。这些摄像头巧妙地隐藏在鱼缸、充电插头、烟灰缸以及床头面板等地方，甚至有些被安置在马桶、浴室排气扇、电视和空调之中。在视频里，他提醒说：“网约车、试衣间、公共厕所、出租屋以及酒店等，这些地方往往是偷拍现象的多发区域。”

何志会同样对这一领域了如指掌。自从业至今已有十年，他的客户群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在媒体频繁曝光的租客房间偷拍事件中，大多数租客是通过网络购买较为经济的检测工具，在何志会及其同事的指导下进行检测。至于那些要求上门服务的个人客户，绝大多数都与情感纠葛有关。何志会每次前往进行检测时，都得直面那些隐藏在扭曲情感之下的偷拍行为，因此他对那些情感纠葛中荒诞不经的场面感到尤为感慨。

企业客户最担忧的，是防范竞争对手或他人窃取商业机密。何志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便是在对企业进行上门检测时，起初并未发现任何异常，直至在鱼缸的假山上，发现了一根透明度极高的橡胶管，其内藏有摄像头。橡胶管与鱼缸中的加热棒、水草等装饰相得益彰，显得非常自然，不易被人察觉。

在众多电商平台上浏览，可以发现各式各样的微型、迷你、隐蔽式摄像头正热销。其中，许多产品标榜具备“智能人脸识别”“高清夜间拍摄”“离线存储录像”“内置电池超长待机”等特性。

偷拍现象并非新鲜事，但近期却引发了广泛的公众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偷拍技术的飞速进步，对公众的隐私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进步，偷拍行为变得异常简单，且成本极低。

有人通过网络以“App账号密码”的形式出售偷拍视频，获取这些账号和密码后，消费者能够观看众多“现场直播”。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某些卖家甚至标价168元出售一组包含20个“酒店家庭对床精品ID”，此外，还有多样化的套餐可供选择：“精品8家庭12酒店”的套餐售价为268元，而“极品10家庭15酒店”的套餐则标价388元。偷拍摄像头背后，隐藏着一条涉及非法安装、数据上传、资源共享以及交易买卖的黑暗产业链。

实际上，偷拍的黑灰产业并非仅限于我国，众多国家亦深受其害。自2018年5月起，韩国首尔的妇女们每月都会举行示威游行，她们手持标语牌，上面写着：“我的生活并非你的色情电影。”韩国的女性，有时甚至包括男性，都饱受隐藏相机之苦。这些相机记录下他们脱衣、如厕或换装的画面，随后将这些照片和视频上传至不良网站。近段时间，首尔地区关于间谍相机的犯罪事件数量显著上升，2010年仅发生约1100起，而去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6000余起。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首尔市政府于2018年9月推出了《无后顾之忧卫生间推进方案》，宣布自10月起，每日至少派遣专员对市区内各公共厕所进行至少一次巡查，以确认是否存在偷拍装置。届时，将有八千名专员投入到巡查与检测工作中。

在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可以买到多种电子设备。图/IC

“不能打完就散”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打击偷拍存在很多挑战。

綦警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首先，取证存在困难，特别是对于销售至国外的数据，获取尤为不易；其次，案件情况错综复杂，非法生产针孔摄像头的企业往往不保留账目。尽管非法生产销售的行为并非依据销售额来定罪，但检察机关在后续环节通常会要求警方提供相关金额，这往往导致销售额的认定变得尤为棘手。

尤为关键的是，鉴于偷拍产业链涵盖诸多环节，监管方面面临诸多挑战。石佳友指出，执法体系较为分散，这既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一大难题。例如，网络传播方面由网信办负责监管，非法偷拍则由公安机关管辖，而涉及利用偷拍内容非法经营的问题则归工商部门处理。这种多头执法的局面，往往导致执法主体模糊不清，甚至有时会出现监管空白。

石佳友指出，针孔摄像头等偷拍工具可能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重大影响，故此类设备与监听设备性质相近，均属需经行政特许备案的特种设备。鉴于此，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理应承担起严格的监管职责。由于偷拍设备主要通过网络销售，电商平台及监管部门有必要对电商经营者实施更严格的监督和处罚。

偷拍行为盛行，尤为关键的是，背后存在着庞大的需求以及买方市场。綦警官以实例说明，贩卖走私野生动物是违法行为，而食用野生动物则不受法律禁止，“偷拍亦然，产业链下游无人监管，然而，正是由于需求的驱动，市场才得以形成。”

深圳作为偷拍产业治理的先锋区域，其做法对其他地区具有显著的参考价值。綦警官提出，除了采取运动式的打击手段，还需实施常态化的管理措施。警方应不断整顿生产和销售环节，并持续对消费者进行教育。这关乎社会治安管理体系的全面治理，绝不能像一阵风那样，打击过后便无影无踪。

民法典补缺

去年十二月，重庆地区审理了一起涉及偷拍的案件。在该案件中，两名女租客在其居住的房间内意外发现了隐藏的针孔摄像头。该摄像头系房东所安装，直至三个月后才有发现。根据公安机关获取的监控录像显示，该摄像头具备夜间拍摄、录音以及录像等多种功能，且画面清晰度较高。监控镜头正对卧室的床铺和衣柜，能够捕捉到人在卧室内休息、更衣等私人活动的画面。

两位女租客感到十分惊恐。其中一位表示网校头条，房东的行为让她时常产生被监视的错觉，夜晚难以入眠，为此她甚至前往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

两位女生对房东的偷拍行为提出了赔偿要求，她们希望房东各自赔偿一万元作为精神损失费。然而，房东对此进行了反驳，声称其安装摄像头是出于保护屋内财产的考虑，不慎将原本应放置于客厅的摄像头装在了卧室。房东进一步提供证据称，该摄像头需要定期充电，充电周期仅为数小时，他从未在安装后进行过充电和使用，直至租客搬离时才被发现，期间也未使用过。

女租客感到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偷拍者并未给她们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因此之前对房东的行政处罚相对较轻，这引起了她们极大的不满。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章节明确指出，对于进行偷窥、偷拍、窃听他人隐私的行为，将面临不超过五天的行政拘留或不超过五百元的罚款；若情节严重，则拘留期限将延长至五天至十天，并可同时处以不超过五百元的罚款。对于偷拍者，这样的处罚措施虽能给予行政上的惩戒，但对于众多受害者而言，却难以抚平他们内心所承受的阴影与伤害。

两位女租户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捍卫自身权益。案件代理机构——重庆柯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柯昌成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为了加大对房东的惩处力度，该所的律师们经过讨论，决定提出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求。鉴于此前并无类似案例可供参考，律师们对这一方案的成功抱有保守态度。

然而，法院最终采纳了那两位女租客的要求。法院指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被告都无权在原告的私人领地擅自装置摄像头；此外，被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已经明确，其安装摄像头的初衷是出于一时的邪恶念头，意图窥探女性的私密空间。

自9月27日案件被正式受理并进入一审程序，整个过程耗时将近三个月。此类偷拍事件涉及的法律诉讼既费时又费力，因此导致众多人不愿意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此外，长期以来，关于偷拍的法律制裁规定并不明确。石佳友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2009年《侵权责任法》才正式明确了隐私权的概念，然而该法律并未对隐私权的定义、构成要素等进行详细规定。在此之前，相关保护主要依赖司法解释和案例，显得相当分散，缺乏统一标准，且保护范围相当狭窄。

綦警官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偷拍现象，通常以进行训诫为主，一旦涉及侵犯隐私，则会实施拘留或相应的处罚。以广东省近期开展的针对偷拍的专项行动为例，共抓获了238名嫌疑人，其中超过3000人仅受到了训诫的处理。

我国刑法中设有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的相关罪名，然而实际判决的案例却为数不多。綦警官指出，在众多犯罪活动中，偷拍行为只是其中一种，其处罚往往被其他罪行所涵盖，诸如敲诈勒索、传播淫秽物品以及窃取国家秘密等罪行。

去年8月，针对法律条文的不明确和更新缓慢的问题，备受瞩目的《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在第三次审议稿中新增了如下规定：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或者权利人本人同意，否则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擅自搜查、侵入、偷窥或拍摄他人的酒店客房等私人领域。

学者们认为，这一规定无疑是对当前偷拍行为猖獗现象的直接回应。石佳友指出，以往的法律条文大多侧重于纠纷的解决，关注的是案件的了结，而较少深入探讨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更倾向于解决表面问题而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次民法典草案在人格权编中特别设立专章来规定隐私权，这一举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石佳友指出，修订中的民法典草案需加强隐私权的预防作用：预防功能已成为现代法律发展的关键趋势，其本质不再是侵权事件发生后被动补救，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事前预防；针对侵权行为频发的领域，法律应提前介入，制定合理的预防措施和义务。

宾馆与酒店等公共接待场所，作为偷拍事件频发的首要阵地，理应实施恰当的防范手段。石佳友指出，这样的举措对于维护消费者权益极为关键。

在众多国家，对于偷拍等不端行为，不仅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且还将面临刑法上的重罚。以法国为例，该国在2018年对刑法典进行了修订，特别增设了针对偷窥与偷拍等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明确了相应的量刑标准。依据该规定，若在非公开场所未经他人允许，采用各种方式对其私密区域进行偷拍，将面临一年的监禁和一万五千欧元的罚款；若情节严重，则可能被判处两年的监禁和三万欧元的罚款。石佳友认为，这些做法显然是值得学习的，我们有必要提升违法者的违法代价。